承认曾发布,杂志中医药增刊引发争议

日期:2019-10-29编辑作者:ca88手机版登录

例如,国内某知名大学教授在学校官网个人主页的《学术成果》一栏中,列出了他在此次增刊上发表的文章,出处为“Science”,只在引用格式的页码数字前以字母“S”表明代表增刊之意,而此期增刊上《科学》杂志所规定的引用格式特别强调了出处为“Sponsored supplement to Science”(意为《科学》杂志受赞助的增刊)。在普通读者甚至专业人士看来,如此处理有模糊正刊与增刊之嫌。来自赞助方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的Li Min教授也在官网《个人学术出版物》一栏中列出为增刊创作的文章,标出出处为《科学》杂志特辑(Special issue)。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教授海伦·谢里丹情况也类似。

2014年12月,一条题为《2014年中医最后一件大事》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发酵。消息称,美国《科学》杂志于12月19日出版增刊,编发了中医药的多篇文章。

Pinholster在邮件中重申了“增刊不会发表原创研究(original studies)”这一原则,但并未对传统医学增刊上的文章是否属于原创研究进行回应。她还表示,《科学》杂志的出版人和主编会对定制出版进行“一事一议”的沟通。

樊台平称,包括两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英国医学科学院院士、GP-TCM项目专家以及WHO、FDA和欧洲药品管理局的评审专家,按照相关原则对约稿进行了10分制打分。

此后,事情渐渐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增刊具有的广告性质往往具有迷惑性。不仅是媒体和公众,有时候连科学家也难以区分。 2013年5月,《科学》刊登了一则中科大少年班的专题报道。中科大官网称“《科学》杂志专题报道少年班,称赞其是一项对中国优秀学子因材施教的教育实践”,该报道被大量转载。

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对所有学者而言都是一项值得骄傲的荣誉。无疑,如同传统医学增刊一样的定制出版给了一些学者这样的机会。同时,这样的“机会”也为他们带来或多或少的声望、奖励乃至科研经费。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回应称,作为国内中医界的教育机构,北中医有责任为中医药在国际最好的学术期刊上提供展示机会。“为了规避利益冲突,在挑选赞助方时,有意拒绝了医药企业。”徐安龙向《中国科学报》记者透露。

一名熟悉《科学》杂志情况的匿名人士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科学》杂志正刊根本不可能接受这些文章,只能是赞助方花钱买页面,为自己脸上贴金。”

上述广告人士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定制出版讲究鼓吹式的内容,无论披上什么样的外衣,其本质都是广告,毫无疑问是期刊获取利益的手段。”

日前,《科学》杂志主办方、美国科学促进会公共项目办公室主任Ginger Pinholster在回复《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邮件中称:“我们承认,2015年我们曾出版受赞助的内容(指记者此前邮件中提到的增刊《传统医学的艺术与科学》),引发了大量内部讨论,未来我们不会再出版‘这一类型’的定制刊物。”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柳叶刀》主编Horton Richard仍然表示:“我们不会出版由制药企业赞助的增刊,这会带来行业偏见的风险。”

增刊发布后,便引发“中医学者自掏腰包到《科学》杂志做广告”的质疑。《中国科学报》曾于2015年1月14日刊发《“定制出版”是论文还是广告?》一文。

不久前,《科学》出版《人在太空的能力与绩效:中国航天人因工程研究进展》增刊后,国内多家主流媒体评价“此为我国载人航天和国内人因工程研究领域迈进国际学术舞台的重大跨越性标志”。这期增刊事实上是由我国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赞助,增刊首页也作了声明:增刊内容未经《科学》编辑部评议。

自这一期开始,定制出版办公室便明确指出:“这些内容由定制出版办公室组织、编辑及出版,而没有经过《科学》杂志编辑团队。”同时标明了文章的学术引用格式。

面对质疑,吴若蕾回应:定制出版与广告截然不同。“广告有统一的格式与版面,有完全一致的报价和刊出时间,广告刊登方也不会对内容进行修改与编辑。具体到传统医学这一项目,如果在正刊刊登同样页数的广告,费用比赞助费要多很多。”她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同时,《科学》杂志还会刊出另一类非发学术论文的定制出版物,多是学术机构的介绍性文章。

《科学》杂志中医药增刊引发争议
“定制出版”是论文还是广告?

上述匿名人士提到,2011年5月至2016年3月4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客户大约提供了20笔定制出版物的赞助费,无疑这些客户想利用《科学》杂志的名誉获取进一步利益。

回应称为公益性赞助

记者调查发现,定制出版物的内容“尺度”变得越来越大。中医药增刊便是其中最为“特别”的一组。

此次刊发的中医药系列文章之所以有“广告”之嫌,是因为增刊首页印有两家赞助单位的标识——北京中医药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科学》定制出版办公室是出版与会员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Publishing and Member Service Office)的下设机构。2011年,《科学》在中国设立定制出版办公室,面向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等地开展业务。

《科学》承认曾发布“问题”定制出版物

《科学》主编Marcia McNutt在1月6日的回应中称:“我们的定制出版团队重点确保了该增刊保持最高的伦理标准,也确保赞助方不存在会让读者质疑其所展示内容公正性的利益冲突。”不过,这份回应却没有解释“最高伦理标准”是什么、如何做到既接受赞助又不产生利益冲突等关键问题。

也就是说,即使是定制出版,其内容也经过了与当期出版没有利益冲突的同行评议,符合学术出版伦理。

尽管没有任何法律法规禁止学术期刊提供定制出版服务,学术期刊发表“未经编辑部同行评议”文章的定制出版服务,始终处于科技出版的“灰色地带”。

记者注意到,2011年后,只有受中国科研机构赞助的增刊存在上述混淆不清的问题,其他增刊依然保持了严谨性。例如,由GE公司赞助的《蛋白质印迹法论文集》(Western Blotting Collection)中刊登了4篇学术文章,均在《科学》杂志及其旗下的期刊上发表过。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科学》“定制”出版了香港生物科技专题、退行性神经病变副刊、载人航天人因工程副刊、雅培公司应对营养不良文集等赞助性文章。

“这显然是一桩‘生意’。”这名人士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损害了《科学》杂志的声誉,也搅乱了中国的学术风气。”

“即使确属广告行为也没问题,但外行很难区分增刊与正刊的差别。这有可能滋生新的学术不端行为。”前述匿名科技界人士认为,“一些国内机构和人员会‘刻意’把赞助性文章拔高成最新的学术成果,以此作为进一步获取资源与利益的筹码。”

越来越大的“尺度”

2010年,世界医学领域权威杂志《柳叶刀》发表题为《危险的增刊》的文章。文章明确提出,医学期刊的定制出版服务会因利益冲突而为编辑部带来诸多麻烦,《柳叶刀》拒绝接受定制出版赞助。

另有一些中国科学家,则将定制出版办公室外聘作者当成《科学》杂志记者,将接受他们采访的报道置于个人网页上予以展示。

更多阅读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教学亟待“扶正祛邪” 科技随笔:中医药在“科学”中的尴尬 北京中医药大学回应“向《科学》花钱买版”

该中医药增刊连续刊发了三期,三期《传统医学的艺术与科学》增刊发表的都是学者们为此次增刊新撰写的文章。定制出版办公室仍然详细写明了文章没有经过《科学》杂志编辑团队及同行评议,但组织了国际专家组进行严格评估,还专门强调了这些是“回顾或展望”类文章。文章的引用规则中也比以往增加了“《科学》受赞助增刊(Sponsored supplement to Science)”的字样。

“镀金”舞台

2014年底至2015年初,《科学》杂志连续在正刊中刊发三期与传统医学相关的增刊(Supplement)。这三期增刊分别获中医药规范研究会、北京中医药大学及香港浸会大学赞助,均由定制出版办公室(Custom Publishing Office)操作。

科学网博主王守业下载原文后,在文章的首页左上角发现了“ADVERTISEMENT”的标注。王守业发表博文指出:“新闻中的‘称赞’显然不代表《科学》杂志的态度和观点,而是纯属自己称赞自己。”不久后,中科大官网修改了此条新闻,标题改为《杂志介绍少年班》。

2011年,自《科学》在中国设立定制出版办公室始,便尝试性地推出了《2011年中美临床与转化医学研讨会论文集》定制内容,该期刊物依然严格遵守了此前的规则,内容均来自该学术研讨会。

为了说服《科学》更高层的管理者,吴若蕾还邀请《科学》国际总监Bill Moran到中国,和中医药研究者一起学打太极拳。

“这些论文只是干细胞生物学中一小部分令人兴奋的进展,已在过去几年的《科学》杂志中刊发过。”定制出版办公室在介绍短文中这样写道。更为谨慎的是,他们指出,该论文集的封面图片也是来自2000年12月25日出版的《科学》杂志。此后,《科学》杂志的定制出版物一直沿袭这一传统——主要的内容均为已经刊发的科学论文,只在封二、封底等处刊登赞助商的宣传海报。

专刊要与正刊严格区分,《科学》最终出版的中医药专刊也遵循了这一原则。例如,专刊页面颜色显著区别于正刊,页码也在正刊之外另外排序,每页上都写明:“以下经赞助的特别内容是由《科学》定制出版办公室审核、编辑和出版的。”“编辑团队和作者为文章的科学内容和事实的准确性承担全责。”

ca88手机版会员登录,《中国科学报》 (2016-10-12 第1版 要闻)

近年来,发生在科技出版界的“定制出版”备受争议,因为涉及利益冲突,而使其沦为“灰色地带”。学术期刊应如何对待定制出版的商业诱惑和经营冲动,颇引人关注。

被误解的“荣誉”

一名资深广告人士认为,所谓的“广告产品”不仅指文章,还包括品牌、声誉、形象等软性内容,无论如何解释,《科学》出版中医药增刊就是广告行为。“中医药增刊不就是以科学内容为名的广告产品吗?”

■本报记者 甘晓

据《中国科学报》记者了解,2012年3月,《科学》邀请英国剑桥大学药理系血管新生与中医药实验室主任樊台平担任“传统医学专刊”的召集人与主编。随后,樊台平向全世界传统医学领域专家约稿。去年年初,徐安龙根据他在南京发表的学术报告写成《“证”——疾病诊疗的系统生物学方法》,成为此专刊的入选论文之一。

尽管《科学》杂志并未正面公开承认传统医学增刊一类定制出版物存在问题,但其向媒体的回应已经表明,这样的定制出版物是不正确的。这是否意味着类似的“增刊生意”将走向终结,还要留给时间来证明。

据记者调查,包括《自然》杂志母公司麦克米伦集团、Wiley出版集团、爱思唯尔公司等世界顶尖科技出版机构都下设“定制出版办公室”,提供各类“增刊”服务。

最早一期定制出版物《干细胞论文集》于2006年出版,受美国医疗设备生产和销售公司碧迪公司赞助。在这本出版物的目录中,明确将内容分为“介绍”“研究论文”“政策论坛”“碧迪广告”等四部分。其中,“研究论文”占其主要部分。

反对者则认为,赞助与否和文章是否发表有直接关系。所谓“规避利益冲突”的说法有掩耳盗铃之嫌。

一桩可能的“生意”

“科学成果并不只包括学术论文一种表现形式,还有新闻、专题、副刊、海报、论坛会议、奖项等多种形式。《科学》正刊的内容也包括新闻、评论、论文等。”吴若蕾说。

记者查询了传统医学增刊中部分作者所在机构的个人主页,发现大多数参与此次定制出版写作的学者,都明确写明是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却没有对“增刊”进行清晰完整的标示。

“年轻的或者研究新兴领域的科学家很可能被增刊所迷惑。”郭培宣对此感到担忧。种种迹象显示,科技类学术期刊的定制出版已经开始受到科学家和普通大众的广泛关注。关于科技期刊定制出版到底是论文还是广告,应当如何界定,值得我们关注。

然而,仔细阅读后,读者会发现,这些文章在格式和内容上与一般学术论文并没有差别,极易被误认为是原创的正规学术文章。

受访科学家表示,论文在权威性期刊上发表是作者的荣耀,代表了其学术水平。只有期刊以严格的标准筛选科学研究成果、传播可靠的科学知识,才能为作者带来荣誉,保持科学界与各种利益间的相对独立。

至于如何规避赞助方利用定制出版物获取利益,《科学》杂志方面没有置评。

对此,2015年1月6日,《科学》主编Marcia McNutt回应称:“《科学》不会出版以科学内容为名,实则为广告产品的赞助增刊。”

《科学》杂志官网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定制出版办公室共出版过39期定制出版刊物,内容类型包括某一前沿科学技术领域论文,某一地区或科研机构、实验室的情况介绍。

吴若蕾指出,正是由于学术界对于传统医药科学与非科学的争论,《科学》很少刊登传统医学领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西方科学家对传统医学了解程度也比较低。“有许多科学家认为,传统医学就是针灸、拔罐。”

然而,细心的读者发现,《科学》杂志在专刊每一页上都注明了该专刊为定制出版办公室(Custom Publishing Office)受赞助发行的增刊(Supplement),没有经过《科学》编辑的审核,因此是一次“自编自导的广告”。

科技出版的“灰色地带”

美国肯塔基大学药学系教授郭培宣则指出,目前,许多唯利是图的机构和个人正在利用低成本的网络发布平台侵入科技出版领域。在他看来,过去,没有把好质量关的期刊很难生存。现在,低成本的网络出版平台正用其增刊传播低劣的研究成果。

国内某知名学术期刊编辑部负责人指出,编辑部评议是保持科技期刊水平的关键环节。“不加限制地定制出版,极有可能破坏学术期刊长期积累的好名声。”

该办公室负责人,《科学》杂志国际协作、运营与出版副总监吴若蕾介绍,《科学》杂志是一家非营利机构,定制出版的目的不在营利,“不会收取版面费”。“但对于正刊以外的内容,杂志没有预算能够承担审核、编辑、印刷的成本,需要由第三方进行公益赞助。”对于具体费用标准,吴若蕾称“不适宜讨论”。

但记者调查发现,此专刊中多项解释性内容和反复出现的形式,在《科学》发行的多期增刊中为首次出现。

一位要求匿名的科技界人士认为,国内中医药研究者借《科学》之名“花钱做广告”,如同艺术家自费赴维也纳金色大厅“镀金”,本质没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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